黄河流域城市的历史起源与变迁

中国自古以农为立国之本,黄河流域是世界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由于农业和农村发展是商业和城市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中国同样是人类历史上城市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四五千年前开始,这里就有城市出现,这里的先民们依偎在黄河母亲舒展的臂弯,吮吸着黄河母亲甘甜的乳汁,发展农业,营建城池,发明文字,推行礼乐制度等,告别蒙昧时代,进入文明社会。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早期城市可能更像是“大农村”,但作为专门存储黄河流域文明与文化创造的“容器”,它们不断吸收、汇聚、传播早期的农业文明与文化,有力推动了当时黄河流域内的农村聚落向更高形态演化,将城市的承载和服务功能提升到更高发展水平上。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山西大同大学特聘教授,景德镇陶瓷大学特聘教授,江西文化强省建设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兼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等,著有《中国诗性文化》《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等,《城市中国之道》译有法文、俄文、英文版。

关于人类历史上的城市起源于何时何地,一直以来的主流意见认为,城市起源于五千年前,在这一时期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陆续出现了古代城市。这一派的核心观念即“城市革命”,它始于澳大利亚历史和考古学家蔡尔德,又被其他学者接受并不断深化丰富。蔡尔德把“农业革命”视作“城市革命”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先有农业革命,再有城市革命”,在今天已成为一种关于城市起源的常识。在世界最早的大河文明中,都是先出现了“农业革命”,继而繁育出和养活了更多人口,再构建出较为复杂的分工体系及社会关系,最终才导致了历史上城乡的分离和城市的诞生。历史上的黄河流域作为世界农业的重要发源地,也因此而成为地球上最早诞生城市的地区之一。在今天看来,蔡尔德等人当时只讲黄河流域而不提长江流域,主要受当时中国文明起源、城市考古发现的局限,因此如今在这份“城市革命”的名单上,还应当为长江流域的古代城市补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瑕不掩瑜,黄河流域在人类和中国城市起源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黄河流域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它们是人类历史上“城市革命”的产物。历史上以中原为核心区的黄河流域“城市革命”,不仅极大带动了流域内农业文明的演化发展,也初步奠定了黄河文明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主干地位。在人类“城市革命”的年代,拔地而起的黄河流域古代城市,实证了中国古代城市文明并非经由其他地区传播而来,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自成一体、一脉相承的独立系统。古代黄河流域城市还确立了人类城市的一些基本特质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揭示出“城市不是或不全是经济和市场的产物”。如考古学者张光直指出:“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如城市学者芒福德所说:“过分强调市场在城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论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有些历史学家错以现代社会的动机和意图去解释历史现象。”这有助于完整和全面理解把握城市的本质和规律,既可以纠正至今十分流行的现代城市理论,特别是“经济决定论”或“市场主体说”,还可以为深入认识古代的中国城市何以呈现出“政治和经济关系过于密切”等特点,提供重要的理论方法和历史论据。

以往我们谈到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最习惯的表述是“摇篮”“发祥地”等。我认为,这个表述本身没有问题,但需要补充的是,黄河流域古代城市在汇集、保存、传播及推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核心地位。黄河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发祥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远古时代成功孕育了中国古代城市这个重大载体。

历史上的城市起源早、等级高,是黄河流域古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最早的一批古代城市,出现在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一带,以夏、商、周的都城遗址为代表,这里还是远古时代高等级城市集中分布的区域。后者的意义在于,实证了中原地区不仅是黄河流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古代中国联系更为广阔的其他区域文明的枢纽,代表了古代中华文明和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

黄河流域成为中国古代城市重要诞生地和高等级城市集中分布区,与黄河流域在远古时期发生的“农业革命”密切相关。作为人类早期的大河文明之一,古代的黄河流域,其气候、土壤适合进行农业生产,在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发展出了先进的旱作农业文明。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人口的繁育增长,规模较小的原始聚落不断扩大、开枝散叶,农业逐渐成为推动黄河流域城市产生的主要动力和加速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黄河与黄河流域城市的基本关系原理:如果没有黄河,就不会有黄河流域农业,而没有黄河流域农业,则不会有黄河流域古代城市。进一步说,黄河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不仅直接影响了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和模式,也深刻参与了黄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形态孕育和功能构建。

值得注意的是,黄河流域古代城市起源时期的环境与条件,决定了黄河流域文明“既要与自然相斗争,又要与社会相妥协”的矛盾性格。一方面,与古代其他文明区域相比,诸如主要依赖雨季泥沙淤积形成的肥沃土壤进行农业生产的尼罗河、恒河流域等,黄河流域有自身特点,生活在黄河沿线的我国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灌溉时,很多时候不能直接利用黄河,而是需要借助各种水利工程及设施,因此趋水之利和避水之害,始终是古代中华农业文明需要考虑和面对的头等大事,司马迁就曾感慨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史记·河渠书》)而管子不仅把水患明确为“善为国者”必须首先去除的“五害”之首(《管子·度地》),同时还强调“沟渎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是“国之贫”的根源(《管子·立政》)。这不仅促使先民选择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方向,也因此促进了生产工具、农业知识与科技等发展。如关中平原的郑国渠、宁夏和内蒙古的引黄古灌区、兰州的水车等,都是黄河流域我国先民对大自然进行征服、改造和开发利用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由于“与自然斗争”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这就不可能是任何单个的人所能胜任的,必须要集合和调动起群体的智慧和力量,由此也促进了黄河流域我国先民在一定程度上较早摆脱了原始宗教和巫术文化的羁绊,率先发展出注重集体和群本位的新型社会组织和文化精神。以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宁夏引黄古灌区为例,在其流传下来的包括“一套、一轴、一幅”的宁夏古河渠图上,实证的就是中华民族实用理性精神在黄河流域演进的历程。此外,在我国境内,黄河流域也更早绽放出文学的闪光,比如《诗经》就已开启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

黄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等级高。这是由黄河流域古代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市体系中的层级决定的。首先,在历史上的黄河文明发展和兴盛时期,黄河流域古代城市作为古代中国政治中心,长期执掌着现实的领导权。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集中分布区。如史念海先生指出:“自远古时起,黄河流域即为都城所在。三皇五帝的传说,就未远离此域,夏商周三代更辗转迁徙于其间。由秦汉以迄唐宋,咸阳、长安、洛阳、开封,迭为建都之地。都城所在,人文荟萃,历久不衰。”李学勤先生则把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阳称为“朝会、贡赋、交通和商业中心”。这是黄河流域古代城市,特别是发展水平最高的中原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市体系中一直享有崇高地位的主要原因。其次,唐宋以后,尽管政治中心先后南移或北上,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逐渐转至江南地区,但黄河流域作为孕育了中国哲学第一个黄金时代、哺育了汉唐王朝的重要地域,在思想、历史、文化和价值体系上,始终拥有相当的文化话语权。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作为知识来源和生活准则的重要成语——“诗云子曰”,其中的“诗”即《诗经》,又称“周六诗”,是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实践。其中的“子”是指诸子百家,作为中华民族在“轴心期”精神觉醒的最高代表,他们提出和阐释的问题、方法、范畴、学说、思想、准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均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

在古代,黄河被誉为“百川之首”和“四渎之宗”,流域面积很大,适合发展农业,因此其流域内古代城市诞生,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和分散的现象,而是出现了一条由若干古代城市相互连接、如璀璨珠链般的黄河流域古代城市轴带。同时,物质文明发达直接带动了精神文化繁荣。今天黄河沿线的名城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原因也在于此。

从古代城市数量来看,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摇篮,那么黄河流域城市则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容器。在创造了伟大璀璨的史前文明的同时,中华先民也营造了众多用以储存、汇聚、承载和传播它们的城市。据傅崇兰先生统计,“上下5000多年,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沿海和内陆的周边地区产生过国家统一和分裂过程中的60多座重要都城、几十座重要省城和2000多座县城。2000多年前的西汉,全国约有5900万人口,产生1600多个县城,其中许多县城和镇都延续下来,直到今天。这是世代中国人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无穷智慧的象征。”

从古代城市的空间分布看,古代中国城市主要产生于黄河、长江流域。但在“一江一河”之间,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比较分析。过去曾有观点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现在的一般意见是中华文明有两大核心板块,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国城市的摇篮。但由于黄河流域古代城市在中古以后日渐衰落,近现代以来这种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于是出现了一种“褒长江、贬黄河”的片面观点。从总体上看,由于中国最早的城市、文字、青铜器、礼乐制度等都起源于黄河流域,千百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历史以及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任何贬低黄河文明的片面观点,都是不能赞同的,也是应加以纠正的。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古代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之前,黄河流域一直是都城集中分布区和文明发展引领区,承载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最主要和最重大的发明和创造,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汉唐王朝均建都在黄河流域,不仅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众星拱月、群星璀璨的中国古代城市总体格局,同时也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发挥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重大作用。

再说文明标识。城市是文明和教化的别称,这是在中外文明起源研究中得出的基本共识。在英语中,“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即源于拉丁文的“civitis”(城市)。在汉语中,“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基本含义是以一套礼乐符号及形态来标识开化民族。此外,有些学者尽管没有使用“城市”的概念,如张光直认为,“把一个文明的成长程序看作是人类之逐渐创造一个比较大而且复杂的环境”,包括了“巨大的建筑物、文字以及伟大的美术作风”。他所说的“文明”也就是“城市”。由此可见,在起源意义上,“文明”和“城市”本就是指同一个东西。文明作为人类的创造,是以一系列不同于自然界的符号、形式、系统为标识的,既可能是文字、铁器、礼仪,也可以是地标性建筑、伟大工程、高度繁华的城市。就此而言,黄河流域古代城市是中华文明最突出、最重要和最具综合性的精神标识之一。如中华民族最为自豪的“盛唐气象”,就可以通过诗人笔下的长安城来管窥一二,如骆宾王的“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帝京篇》),又如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等。

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探索和创造,往往因古代城市的平台才能发扬光大或传承下去。在古代,城市不只是在某些局部和某个阶段优越于乡野,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古代文明发展的方向和古人的更高理想。黄河流域古代城市,它们代表的是一种比黄河流域乡野发展水平更高、更有远大前程的文明演化路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黄河流域以农耕文明为本质和底色,但其文明成果却汇聚于城市并通过城市而传播到各地。这是由城市作为人类空间聚落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从历史上来看,古代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组织演化到了一定程度,人的精神需要和文化创造力得到比较充分展示之后,才会有文明即城市的诞生。后者不仅吸收、汇聚了农业文明和农村文化的精华,也超越了早期农业文明发展的自发性、分散性和偶然性,为更加自觉、更大规模和更加系统的文明发展演化提供了可能。而古代城市数量越多、等级越高,则其贮存并流传文明的功能就愈强大,同时,作为空间地标和精神标识的意义也就越突出。因此,黄河流域古代城市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明标志和精神象征之一,并在古代的中华文明意识构建和华夏文化认同中持续发挥着主导和引领作用。

在黄河流域城市,集中了中华古代文明精髓和中国古代文化精华,是文化元素最齐备、文明标识意义最重大的区域之一。以黄河流域的古都邯郸为例,在战国时代,邯郸作为赵国首都长达一百多年,在汉代曾跻身于全国六大商业都市之列。尽管今天的邯郸已远不如昔日,但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仍能令人遥想其当年的历史风采。据统计,在今天的中国语文中,与邯郸有关的成语典故有1584条,其中的“邯郸学步”家喻户晓,而“胡服骑射”则是影响中华民族融合的大事件。以著名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为例,其中记载的重要时刻、重要地点、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思想等,都主要发生在黄河流域的城市,它们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走向和民族精神性格建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心理学认为,童年的环境和经验,对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与之类似,一个文明的早期环境和经验,对未来的发展道路同样具有重要的定向作用。具体到黄河流域古代城市,由于地处中华文明核心区,加上兼具人类“城市革命”的摇篮、中国城市重要诞生地、高等级城市集中分布区,以及城市数量众多、文明标识意义重大等特征,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总体空间布局和历史演化进程,对城市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同样具有“生气灌注”和“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在空间布局上看,规划界有一句话叫“千年建城”。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相比,城市建设需要更长的时间周期。因此城市第一次的选址、建设和布局要非常慎重。作为中国城市“千年建城”的开始,黄河流域古代城市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显著特色。以汉唐两朝的都城长安为例,它的选址和续建都不是偶然的。早在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于此并定名“长安”前,远古时代的“蓝田猿人”和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氏族”,就曾在这一地域繁衍生息。西周时期,周文王和周武王又在此修建了“丰”“镐”二京。到了秦代,阿房宫的大部分建筑也坐落在此地。以上这些,既是汉代选择长安作为首都的主要背景,也是后来隋唐两代“改扩建”的重要基础。尽管隋文帝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故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建造大兴城,唐朝再改隋大兴城为长安城并加以营造,但总体都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或拓展,而很少完全“另起炉灶”。除了拥有地理空间上的继承关系之外,由汉唐长安城开始的都城选址、规划、结构及功能分区,在中国建筑史、城市史上也树立了重要标杆和范式,对后世其他地区的都城和城市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黄河不仅是古代城市的摇篮,在中国城市空间格局变化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黄河在历史上经常发生决口、溃堤、改道等,每次都必然殃及沿线城市,不仅直接影响到单个城市的兴衰,也因其巨大的破坏力量而改写中国古代城市的总体空间格局和发展进程。历史上,黄河的每一次改道,都会直接淹没、毁灭一些城市,也会在新水道两岸催生出一些城市。因为需要黄河提供的丰富水资源,黄河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可能抛弃黄河而去。每次洪水泛滥之后,那些仍在黄河沿线的城市很快会劫后复生。比如今天的开封,在历史上多次被淹,形成了“城摞城”的独特城市形态。但也有一些城市,因为远离了河道而沦为废墟。

在精神性格方面看,黄河流域城市的早期经验及价值取向,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价值体系构建和中国城市精神性格养成。在我的《中国诗性文化》一书中,曾作过如下分析:“热带农业最初建立在芋、薯等根块植物及香蕉、面包果之类的富含淀粉果实上,而温带农业最初只是种植稻子和谷物。前者不仅从自然中可资借鉴处颇丰,而且其食本能很容易得到满足,所以食本能在热带农业区始终未能成为生存的中心问题”,但在黄河流域则完全不同,“食本能的满足,一直是自青铜时代到轴心期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从备受赞扬的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大禹创业精神,到墨家强调共同劳动、节俭消费的大同理想,乃至孔孟强调以养人之欲为核心的仁心与仁政,都是为了能够使食本能获得充分满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讲到中原风俗时,说“其俗纤俭习事”,这句话可以译作“勤俭节约,谙于世故”,可以说深得其中三昧。在历史上的黄河流域之所以产生实用理性精神,并作为古代中华文明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始终引领着古代中国文化走向现实的主流,这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司马光《过洛阳故城》)由此可知,不仅是因为大自然馈赠的慷慨和富饶,也因为历史上它的吝啬和压迫,极大提升了黄河流域人民的精神素质与创造热情。同时,为了回应大自然的刺激和挑战,在黄河流域萌发的忧患意识和奋斗精神,在历史进程中一经点燃,就再也没有熄灭过。黄河流域古代城市,既是黄河精神和文明火种的主要发生地,也是它们得以保存、传承和发扬的坚强堡垒。我以为,深入研究黄河流域城市的规律和特点,全面阐述其文明价值和文化精神,不仅有助于发现黄河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的主干道,也可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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